大學畢業生返鄉創業開店，卻遭執法人員頻頻刁難，最終被迫“關門大吉”。在公開報道中，這樣的事例并不鮮見。
“這是普遍現象。”參加中紀委、全國工商聯座談會的代表，北京一家農業科技公司的董事長蔡曉鵬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文化、消防、市容、工商，很多行政審批背后都藏著一大筆看不見的錢，“如果制度規定的正門走不了，只有走‘錢門’”。
蔡曉鵬正在設計一個扶持大學生創業的項目，他的擔心是，大部分在校生不能順利通過層層審批。
項目要一臺自控果汁機和幾平方米的空間，只需“一按電鈕”，果汁就能自動流出。“但，這么一個只需簡單操作的項目，手續是按照衛生餐飲的流程來的，還要有環保、消防等前置審批。”蔡曉鵬說。
在蔡曉鵬看來，如果讓學生自己去跑程序，估計很難跑下來，“這個項目本身投資是不高，但之后還要這個那個一大堆手續、開門費，辦好了還不停被騷擾”。
“這抑制了年輕人進入市場的熱情。年輕人剛走上社會，充滿理想，你用這樣很殘酷的現實把它打碎了，只有意志很堅強的人才會死磕。”他說。
蔡曉鵬經商近20年，他發現，置身于整個城鎮化、工商化進程，“年輕人是受到壓力最大的一個群體”。
大約10年前，蔡曉鵬的公司雇傭了一批外地大學生。這些學生來京沒有地方住，就住在地下室旅館。半夜警察突擊檢查，把拿不出暫住證的大學生都帶走了，第二天打電話要公司花錢領人。
事隔多年，蔡曉鵬回憶此事時仍用“萬惡”來表達憤慨：“罰款，5000元還是2000元?全是白拿，要看關系。老板本身是外地的，就罰得狠一點，不行就抓起來，送去關押、勞教。”
上世紀80年代，團中央和中國社科院聯合成立了青少年研究所，蔡曉鵬的研究課題就是農村青年的就業問題。他回憶，在一定歷史時期，行政權力對勞動力自由流動有所阻礙，那個年代，從農村走出的都是有知識的年輕人，老年農民或者沒文化的出不來。
蔡曉鵬之后見證，隨著改革開放深入，以浙江為代表的民營經濟起來了。一個標志性的地點是，北京大紅門一帶誕生了一個溫州村，但執法人員老去“圍剿”它，“各種理由，說臟亂差，這個問題那個問題”。
“但這個東西是客觀需要的，打來打去，溫州村很頑強，人就是不走，最后慢慢形成了較大規模的服裝和小商品交易中心。”蔡曉鵬表示，人對生存發展的需求，是不合理的制度抑制不住的。
蔡曉鵬在談起行政審批中的遭遇時說，有的行政審批催生形式主義，不受約束的權力導致了尋租。
那么，年輕人該怎么辦?如果站在叢林法則的天平一端，剛剛進入社會的人，沒有雄厚資金去“喂”飽貪吏，又難以借力各種關系，顯然處于不利的地位。
蔡曉鵬的回答是：希望社會有一個公平的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