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體曝光深圳一些工廠雇傭彝族童工，進而引發了執法部門的解救行動。然而輿論對這次曝光和解救行動頗有非議，有學者直指“剝奪孩子工作機會才是真惡人”。為何輿論會出現如此風向?
曝光和解救童工遭到口誅筆伐
“被記者曝光后，他們只能回家繼續吃玉米和土豆”
“寶安一工廠涉嫌使用69名來自四川大涼山的童工，報還是不報，這對于媒體來說本不是一個問題，但報道刊發后，各種渠道的網友反饋竟是一片罵聲，讓報或不報成了一個問題。”——曝光本次事件的《南方都市報》刊發“記者手記”表達了對輿論反饋的意外。
的確，在某門戶網站轉發的曝光新聞的跟帖中，“熱帖”的頭兩條均是潑冷水的：“這下孩子們斷了財路了，過的好誰愿意出來打工?”、“讓這群孩子怎么辦，他們為什么出來，媒體人為了新聞喪失了自己的道德”。
不但普通網友對曝光和解救童工頗有非議，眾多意見領袖也表達了反對意見。宏觀經濟學者胡釋之批評道“千不該萬不該就是用自己無視現實的空想剝奪這些雇主提供給這些孩子的實實在在的生存和發展機會。……不想視而不見，就落井下石，誰是真惡人?一目了然。”
專欄作者伯通諷刺道“被記者曝光后，他們只能回家繼續吃玉米和土豆”，并套用一段名言寫道：一開始，良心人士驅趕在工廠工作的童工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跑到了小飯館打工;當他們開始驅趕在小飯館工作的童工時，我保持沉默，因為我又跑到了黑煤礦打工;當他們開始驅趕在黑煤礦工作的童工時，已經沒人為我說話了;可是，當我被趕回家挨餓，流落街頭乞討時，他們又說要“打拐”，禁止兒童乞討……
被解救的童工也不領情
童工“不想回家，打工可以吃肉”
目前被解救的童工已經進入“遣返”階段，其中一個孩子在被送回四川老家前表示“不想回家”，因為“在這有米飯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另一個孩子則表示，“出門前，爸爸媽媽攢了好幾個月的錢，才湊夠500塊的路費。本來說一個月有2000塊工資的，但現在就這樣回去，很對不起他們。”
這樣的被解救者不領情不是特例。早在2008年，東莞工廠雇傭彝族童工的現象就被曝光過，當時被解救的童工也普遍不想回家。一位女孩說“爸媽把我賣了，我不想回家。”
的確，這些童工被解救后境遇可能更糟。
回家，等待她們的是輟學、勞作、出嫁
據報道，這次被發現的童工以女孩為主，主要來自四川涼山州喜德縣。如果這些女孩脫離“一天工作12小時”的“黑工廠”，回到老家喜德縣，又會過上什么樣的生活呢?
2011年，《中國教育報》曾深入報道喜德縣女童的生活：輟學。“村里那么多女娃娃，很多不是幫忙做農活就是照顧弟弟妹妹，讀書的很少，讀上高年級的就更少了”，一位輟學女孩的母親以這樣的理由拒絕前來做說服工作的志愿者。
勞作。10歲的小學生莫色，媽媽早年去世，爸爸長年在外打工。因為是女孩，莫色平時一放學就得回家做家務，還要帶弟弟妹妹，往往一家人的衣物都是她一個人洗，“我爸說讓我小學讀完就算了，在家里照顧弟弟妹妹，幫著干農活”。除了家務的勞作，這些孩子上學本身就堪稱一種勞作——她們上學往往單程就要走1個多小時的陡峭山路。已經輟學的13歲女孩伍呷則完全成了勞力，“爸爸要我割牛草，說不把背簍裝滿就不準回家，回家要挨打的”。
出嫁。當地彝族一些女孩在年幼時就由父母作主，與別家男孩定下“娃娃親”，等到適婚年齡就要舉辦婚禮。“很多和我同齡的女孩都定了親，到了14、15歲時，如果她們學習不好，就得舉辦婚禮，然后決定是在家做農活，還是出去打工。”12歲的女孩阿切說。
報道中的這些女童并不喜歡如此生活，小學四年級女生曲木伍支轉述了小學沒畢業就出去打工的姐姐的話：“就算小學畢業也不能繼續讀書，那還不如早點出去打工賺錢”。
童工2000元的月薪微薄，但也快抵得上在老家務農一年的收入了
據報道，這次被發現的童工月薪2000元。這個數字顯然低于深圳制造業工人的平均薪資，和超過5000元的“深圳在崗職工月平均工資”更是沒法比。但是這個數字和童工老家的務農收入比又是另一個概念了。
根據統計數據，喜德縣2012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4063元，這個數字其實是被當地農民外出打工的收入拉高了，如果單算務農收入，則也就是2000多元，與童工在深圳一個月的收入差不多。
所以童工說“打工有米飯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和玉米”并非虛言。
那么究竟該如何對待童工問題
曝光童工還是必要的，輿論要注意的是“別光揀軟柿子捏”
專欄作者伯通指出“如果某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均GDP不到5千美元，出現童工就再正常不過”。這種觀點不知道源于何處，但即便其可以成立，那么2012年人均GDP已達6100美元的中國，也不能再容忍有童工了吧?
曝光童工可以讓人們注意到我們國家還有這樣的“丑聞”發生，這就是曝光的積極意義。
真正需要檢討的，是曝光引發的兩種輿論。一種輿論以人民日報官方微博為代表，發起“拒絕招用童工”的“微倡議”，強調法律對雇傭童工的禁止。這種輿論的問題在于，只強調對雇傭童工的打擊而沒有提怎么解決貧困問題，客觀上可能會造成讓童工處境更糟的后果。
另一種輿論是以前述胡釋之為代表，將曝光的媒體說成“真惡人”，這實際上是過分強調“兩害相權取其輕”，以至于連童工問題和貧困問題這“兩害”的責任人都放過了，只記得所謂破壞了“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媒體的“惡”。
這兩種輿論，前者只是棒打“黑工廠”、后者只是劍指“惡媒體”，都有“揀軟柿子捏”之嫌。
拒絕“童工和貧困二選一”模式，要求既不要童工也不要貧困
如果讓孩子在打工受苦和回家受窮中只能二選一，那倒真需要“兩害相權取其輕”。問題是，憑什么要二選一呢?以今日中國之財政實力，完全可以既打擊童工也打擊貧窮，兩手抓，兩手都可以硬。
一方面，落后地區應該把財政向教育傾斜，不要再腐敗浪費，保障孩子接受教育;另一方面，發達地區應該敞開懷抱，不要再驅逐移民，保障農民工家庭在城市安居。做到這兩方面，何愁童工問題及其背后的貧困問題不解決?
可如今，落后地區還在粉飾成績，喜德縣在夸耀自己扶貧成績的新聞稿《喜德：住上好房子 過上好日子》中聲稱“適齡兒童基本上沒有因為貧困而入不了學”，看統計數據學齡兒童入學率也是100%.而發達地區仍舊希望接納勞動力卻不希望接納勞動力的家庭，對城市新移民“犁庭掃穴”之事干了不少。
在面對童工問題時，輸出地和輸入地互相踢皮球。2008年類似的童工問題被曝光，涼山方面表示“涼山十分重視民族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是東莞企業非法使用童工，把黑手伸向我州的未成年人”;而東莞方面表示“未發現被拐帶現象，將幫助涼山當地的失學兒童重返學校”。這樣的踢皮球現象在本次事件中也初露端倪。
結語
如果解救童工的結果是讓他們回歸貧困，那么當然應該反對。我們需要的是“解救孩子”。